名人形象屢遭克隆標識卻成擋箭牌

眼下，AI生成的視頻越來越讓人真假難辨，甚至有人利用AI生成明星、名人視頻直播帶貨，甚至誘騙消費者。此類案例已非個例，而被侵權者真正維權成功並獲得賠償的案例卻不多。

近期，演員吳越在社交媒體發聲，怒斥一個賬號用AI克隆她的臉和聲音賣貨。根據網店銷售記錄，這款產品已經賣出16000多套，粗略估算銷售金額超過130萬元。吳越表示，她不會選擇沉默，準備走法律途徑維權。此前，奧運冠軍全紅嬋的聲音被克隆去推銷土雞蛋，知名醫生張文宏的臉被合成進深夜直播間賣蛋白棒，演員王勁松的形象被冒用成理財廣告代言人。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的法官對2024年1月至2026年6月中國裁判文書網相關案件進行梳理後發現，近八成涉訴案件為肖像權侵權糾紛，構成當前人工智能侵犯人格權的主要類型，被侵權者以模特、影視明星、網紅博主等公眾人物為主。相關案件顯示，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侵害肖像權，已日益呈現由民事侵權向刑事犯罪演變的態勢。

AI侵權事件不斷增加，受害者維權卻困難重重。吳越發現侵權視頻後，因投訴效率太低，最終選擇在社交媒體發聲，發文後不久侵權視頻才被下架。演員溫崢嶸去年4月在個人賬號上置頂視頻打假，假冒賬號卻不斷出現，她曾感慨自己很難證明是自己。今年4月，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發佈涉人工智能知識產權審判白皮書，直指案件審理中的事實查明難、行為定性難、責任認定難。

侵權成本低至不計維權成本高昂

去年9月《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內容標識辦法》開始施行。一年多過去，絕大多數AI視頻都增加了標識，但新問題隨之出現：近期多個涉嫌侵權的AI視頻都帶有含AI生成內容提示，標識反而成了侵權者的擋箭牌。有評論指出，AI標識只是給技術貼的標籤，絕不是給侵權發的通行證，視頻是否侵權、內容是否真實、使用是否合法，平台和商家對內容的審核不僅不能減少，反而應成為第一道防線。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法官觀察到，AI侵權主體已經從專業技術人員逐步延伸至普通網民和市場經營者。在北京一家大模型公司，技術人員只需上傳一張肖像照片和一張產品圖片，再輸入一段描述文字，5分鐘左右就可以生成一條既有台詞又有配樂的完整產品介紹視頻。這家公司的技術人員表示，平台通過模型識別和人工審核，會對明星名人等形象的生成請求設置限制。國內主流視頻大模型也普遍明確禁止生成明星、公眾人物等未授權的真實人物肖像視頻。然而，在一些電商平台上，仍有一些店鋪承接付費定製業務，有的商家表示什麼明星都可以做，還有的表示只管製作、不管法律風險。

專家指出，侵權成本已低到可以忽略不計，維權成本卻高得讓人望而卻步。不只是吳越，許多人在發現形象被冒用後，都面臨複雜的投訴流程，有時甚至要先證明我就是我。即使視頻被下架，過不了幾天，類似的視頻又會換個馬甲重新出現。若走司法途徑，還要固定證據、做相關鑑定，等待數月，所得索賠甚至難以覆蓋投入。

新技術也在帶來新的風險。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今年公佈一起案例，兩名不法分子利用網絡收集他人照片，通過AI生成點頭、搖頭、眨眼等動態視頻，再通過篡改相機數據，突破購物平台的人臉核驗，盜取賬戶內的個人信息。該案說明，AI換臉技術濫用已經開始破壞社會的信任秩序。

最高法新規降低舉證加大懲處力度

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發佈《關於依法審理涉人工智能糾紛案件的意見》，針對AI換臉擬聲、AI幻覺侵權、網絡開盒等社會熱點問題作出回應。針對受害者收集證據難的現實問題，意見明確，當事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證據，可申請人民法院調查收集，必要時人民法院可以依職權調查收集證據，並及時審查證據保全申請，進一步降低當事人的舉證難度。

意見還進一步明確了肖像認定中的可識別標準，即使AI合成的肖像與本人存在一定差異，只要一般公眾能夠識別出這是某個特定自然人，也應當被認定為使用了其肖像。在加大違法成本方面，意見明確，經營者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帶貨且構成欺詐，消費者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五十五條的規定主張懲罰性賠償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符合條件的消費者可以依法主張退一賠三。

法律需要不斷完善，平台責任也需要強化落實。在民法典避風港原則下，平台目前只需依循通知刪除規則進行事後補救，但在AI生成門檻不斷降低、短視頻內容海量傳播的當下，事後補救已經不夠。專家建議，在強化標識顯著性和提示位置的同時，還應探索人臉授權信息核驗，核對人物與所推薦商品的授權關係，及時處置明顯侵權內容。今年9月30日部署的清朗·整治短視頻虛假人設亂象專項行動，也要求平台不能因為加了AI生成等標籤就放鬆內容治理。

無論AI怎麼發展，都不能以侵害別人的權益為代價，更不能讓造假的人佔盡便宜、讓受害者獨自承受代價。從法律和規則上補上漏洞，為AI發展規劃安全底線，推動平台切實負起責任，已經成為各方共識。（府右新聞記者艾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