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他用一把裁布剪刀剪開了“大鍋飯”,把一間瀕臨倒閉的縣城小廠,做成全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樣本

步鑫生:一把裁布剪刀,進了國家博物館

1983年11月16日,北京。《人民日報》在頭版刊出一篇長篇通訊,題目是《一個有獨創精神的廠長》,寫的是浙江省海鹽襯衫總廠廠長步鑫生,編者按裏寫着,他的經驗“應當是一劑治病的良藥”。這一天的報紙,把海鹽縣城裏一間幾百人的襯衫廠,推到了全中國面前。

浙江省海鹽縣武原鎮,海鹽襯衫總廠的前身,是1956年合作化組織起來的縫紉生產合作社。廠子不大,從一塊布料到一件成品襯衫,要經過環環相扣的45道工序。但在“大鍋飯”的分配制度下,幹多幹少一個樣,職工無病裝病、小病大養,倉庫裏壓着幾十萬件賣不出去的襯衫,連老工人的退休金都發不出來。步鑫生出身裁縫世家,少年時跟着堂哥學手藝,此後在這家廠裏做過裁剪師傅、副廠長,直到接任廠長。

他的第一刀,砍的是分配制度。他把農村聯產承包的做法搬進車間,實行聯產計酬,做多少襯衫,拿多少工錢,“實超實獎,實欠實賠,上不封頂,下不保底”。第二刀,砍的是勞保福利,改成“有工才有錢,有勞才有保”,請病假每天只發四角錢生活費。第三刀,砍的是“鐵飯碗”,對嚴重影響生產、屢教不改的職工,毫不手軟地辭退。告狀信很快飛到縣裏。有縣領導批示讓他把病假勞保制度改回去,來人拿着批示找他,他當面把批示撕了。他說:“我當廠長,要對整個企業負責,對全體職工負責,如果他要叫我補發工資,你叫他來發吧。”

質量上的規矩更硬:做壞一件襯衫,要賠廠裏兩件的錢。“誰砸我的牌子,我砸誰的飯碗。”經營上,他甩掉“產品包銷”的枴棍,自創雙燕、三毛、唐人、方圓等品牌,派人常駐上海研究款式花型,把廣告打進了上海,還組建了廠辦時裝表演隊,帶隊進京演出。有人罵他“比資本家還資本家”,他給自己留了一條退路:“大不了回家做裁縫。”

成效寫在賬本上。據《海鹽史志》記載,1983年,海鹽襯衫總廠生產襯衫100多萬件,工業總產值達到1028.58萬餘元,利潤58.8萬元,上繳稅款49.5萬元,分別比1978年增長4.3倍、4.2倍和2.6倍。這家起初只有60多名職工的小廠,到1983年已有600多人,成為海鹽縣第一個產值超千萬元的企業,也是當時浙江省最大的專業襯衫廠。

報紙把這一切推向全國。早在1983年4月26日,《浙江日報》就用整版篇幅刊出長篇通訊《企業家的歌》;11月16日《人民日報》頭版之後,全國掀起學習步鑫生改革創新精神的熱潮,推動了全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1984年3月9日到4月15日,僅新華社一家就播發了27篇報道,共3萬多字。1984年短短兩個月,從全國各地湧到海鹽襯衫總廠參觀的人數達2萬多。同年5月,經時任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提名,步鑫生被增補為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轉折出在西裝上。1984年,全國興起“西裝熱”,縣裏主管領導要襯衫廠上西裝生產線,起初是3萬套,後來加到6萬套;報到省裏,主管的廳長說,步鑫生是全國模範,要做就做最大的,直接上30萬套。預算從18萬美元漲到80萬美元,而當時全廠固定資產只有50萬元人民幣。6000多平方米的西裝大樓開建時,廠子已是負資產;生產線還沒有建成,“西裝潮”退了,西裝賣不動了。

1988年1月16日,步鑫生被免去廠長職務。此後他離開海鹽,先後到北京、遼寧盤錦、河北秦皇島等地創業。2001年,他因病退出商界,定居上海。2008年7月,他獲得“中國企業改革紀念章”,說:“改革道路總是崎嶇曲折,甚至充滿風險,但總要有人走在前面,是時代選擇了我。”2015年6月6日,81歲的步鑫生在海鹽去世。他把畢生收藏的字畫、印石、證書和信件,都捐給了家鄉。

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後來說,市場化企業的成長,必須建立在產權清晰的前提下,否則,即便是一個天才型的企業家仍然難有作為。

2018年12月18日,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國務院授予步鑫生“改革先鋒”稱號,評價他是“城市集體企業改革的先行者”;他那把用過的裁布剪刀,被收入國家博物館。從1983年11月16日《人民日報》的頭版,到2018年12月18日人民大會堂的表彰大會,中間隔了三十五年。(香港府右新聞·《時代風雲》欄目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