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給漢字配了26個字母
關鍵詞:一個經濟學教授,四十九歲改行,用26個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這套方案後來從中國的國家規範變成世界通用的國際標準。

1955年10月15日,北京,第一次全國文字改革會議開幕。台下坐着一位四十九歲的經濟學教授:周有光,時任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和上海財經學院教授,文字研究只是業餘愛好。會議開到10月23日閉幕,會後被留在北京的不是別人,正是他。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聘他出任第一研究室主任,專職去辦一件他從未計劃過的事:給漢字配一套拼音方案。新中國當時文盲率在80%以上,掃盲急需一套給漢字注音的工具,這個缺口就是那次改行的原因。
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生於江蘇常州,1923年考入上海聖約翰大學主修經濟,五卅運動後轉入光華大學,1927年畢業。此後二十多年,他在銀行與講台之間往返,任職江蘇銀行、新華銀行,並被派駐紐約、倫敦;1949年回國,回到復旦大學和上海財經學院教經濟。文字研究始終排在業餘時間,1952年5月,他把歷年文章收攏成《中國拼音文字研究》出版,正是這本書把他帶進了那次會場。改行之前他推辭過,晚年回憶說:“這個文字語言學是我業餘搞的,我是外行,不行的。他們說這是個新的事情,大家都是外行。”(周有光《逝年如水》百年口述)
第一道難題是選字母。當時多數人主張用漢字筆畫造字母,蘇聯專家也勸他們放棄拉丁字母;周有光堅持“拉丁化、音素化、口語化”三原則,理由是拉丁字母從技術角度看優點多,從社會角度看流通性最強。方案從1955年10月的初稿起,歷經1956年2月原草案、8月修正式、1957年12月修正草案;1957年11月,國務院全體會議先審議通過草案,1958年2月11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正式批准《漢語拼音方案》。有人笑他們:你們太笨了,26個字母幹3年。他答:“這三年花的還是值得的,要知道這26個字母在全世界其他國家怎麼用的,既要懂得中國語言文字學的傳統,還要懂得外國語言文字學的傳統。”(央廣網2017年1月14日)
方案由字母表、聲母表、韻母表、聲調符號、隔音符號五個部分構成,採用26個拉丁字母,其中字母V只用來拼寫外來語、少數民族語言和方言;聲母表列出21個聲母,韻母表列出35個韻母(教育部語言文字規範《漢語拼音方案的通用鍵盤表示規範》)。1958年秋季,漢語拼音進入全國小學課堂,與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並列為語言文字工作的三大任務。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文盲率在80%以上;據《光明日報》2018年2月報道,全國文盲率已降至4.08%。
周有光沒有讓拼音停在國家規範這一步。1979年4月,國際標準化組織信息與文獻技術委員會第18屆會議在波蘭華沙召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派他出席,他在會上提議把《漢語拼音方案》定為拼寫漢語的國際標準。1982年,該委員會第19屆會議在南京召開,正式通過ISO 7098,漢語拼音從中國的國家規範上升為國際標準。2015年12月15日,修訂後的ISO 7098:2015在日內瓦出版。他的學生、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研究員馮志偉專程向先生彙報,周有光說:“我們應當從世界看中國,世界也需要漢語拼音!”(《光明日報》2017年1月15日)
方案解決的是每個音節怎麼拼,周有光接着解決詞怎麼連寫。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隨後成立漢語拼音正詞法委員會,葉籟士任主任,周有光任副主任;1988年7月,《漢語拼音正詞法基本規則》由國家教委和國家語委聯合發佈實施,1996年成為國家標準GB/T 16159。上世紀90年代起,拼音與漢字轉換的輸入法成為漢字輸入輸出的便捷手段,手機和電腦上敲出一個漢字,走的多是這條26個字母鋪成的路。
85歲退休後,周有光的著作一大半完成於這之後:100歲出版《百歲新稿》,104歲出版《朝聞道集》,105歲出版《拾貝集》(人民日報2017年3月14日)。他對“漢語拼音之父”這個稱呼並不認同,說讀過我書的人,不會隨便把這頂桂冠加在他頭上。北京語言大學黨委書記李宇明在《光明日報》撰文評價:“他是人民的語言文字學家。用智慧改善了國人的語言生活,提升了國家走向世界的能力,促進了國家信息化的水平。”2017年1月14日,周有光在北京逝世,前一天他剛過完111週歲生日。從1955年10月的那間會議室,到2015年12月日內瓦新版國際標準的出版,中間是六十年。(香港府右新聞·《時代風雲》欄目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