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維鈞：聯合國憲章上的第一個中國名字

關鍵詞：從1919年巴黎和會上那兩把空着的椅子，到1945年《聯合國憲章》簽署區第一行的三個漢字，他一生都在替積弱的中國落下外交的關鍵一筆

顧維鈞，字少川，1888年1月29日生，江蘇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區）人。1905年考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專修國際法與外交，用七年讀完學士、碩士、博士三個學位。1912年回國進入外交部，24歲出任總統府英文秘書，27歲出任中國駐美公使，31歲在巴黎和會上代表中國發言，34歲出任外交總長。此後歷任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駐法國、英國、美國大使，晚年官至海牙國際法院副院長。

1919年1月28日，巴黎，塞納河畔的法國外交部大樓。中國代表團在十人會議上就山東問題與日本代表辯論，五位全權代表中資歷最淺的顧維鈞站了出來。他用英文發言，直陳山東是中國完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華文明的搖籃、孔子和孟子的誕生地，對中國人而言是一塊聖地。據他的助手金問泗回憶，他起初有些緊張，隨後拋開講稿侃侃而談，整場發言約半個小時。發言結束，美國總統威爾遜走過來與他握手致意，法國總理克里孟梭把這場辯論比作貓戲老鼠，說過程完全在顧維鈞的掌控之中。

發言贏得了掌聲，卻沒能改變結果。和會最終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寫進了對德和約。北京政府一度電令簽約，又在各界壓力下改為讓代表團自行決定。1919年6月28日，凡爾賽宮的簽字儀式上，為中國全權代表準備的兩把椅子始終空着。當天清晨，顧維鈞乘車駛過巴黎的街道，後來在回憶錄裏寫道：我想，這一天必將被視為一個悲慘的日子，留存於中國歷史上。他還想象着，各國代表看到為中國全權代表留着的兩把座椅空蕩無人時，將會怎樣的驚異。後來的外交史研究認為，獨力支撐代表團的顧維鈞對拒籤和約的最終實現起了決定性作用。

拒籤不是終點。1921年11月，華盛頓會議召開，顧維鈞作為全權代表之一與會，就山東問題與日本反覆交涉。中日最終簽訂《關於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擱置三年的山東問題得以基本解決。弱國辦外交是什麼滋味，他有切身體會。1934年歸國演講時他說，國無強弱，皆有賴外交，惟其方法則不同，而弱國之外交，尤關重要。他常年以弱國定位中國外交，自言外交上不能指望百分之百的成功，能拿到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就是大勝。

第二次世界大戰把中國推回了大國談判桌。1944年，敦巴頓橡樹園會議籌備戰後國際組織，顧維鈞出任中國首席代表，力主確保中國躋身大國之列。他提出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應按地域分配的原則，這一原則後來寫進了《聯合國憲章》。1945年4月，舊金山制憲會議開幕，中國派出十人代表團，宋子文任首席代表，顧維鈞、董必武、吳貽芳等人名列其中。6月26日舉行簽字儀式，按照四個發起國英文字母的順序，中國排在第一個。宋子文提前回國，胡適在哈佛大學講學，都沒有到場。代理首席代表顧維鈞第一個落筆，憲章簽署區的第一行從此留下顧維鈞三個漢字。代表們用的是專門從唐人街訂購的中國筆墨硯，八名代表依次簽完，儀式歷時十五分鐘。吳貽芳成為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的第一位女性。

1946年起，他出任駐美大使，一任十年。卸任後轉赴海牙，在國際法院任法官十二年，官至副院長。晚年他口述完成十三卷、六百多萬字的《顧維鈞回憶錄》，1983年起由中華書局陸續出版，中文史學界從此多了一套案頭必備的史料。1976年，他把三百個裝滿職業生涯記錄的檔案盒捐給母校哥倫比亞大學。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金光耀研究顧維鈞多年，認為他的個人經歷是整個民國外交的縮影。1934年，學者溫源寧在一篇印象記裏寫道：無論什麼時候想起顧維鈞博士，人們都會情不自禁地聯想到光芒四射的星星。

1985年11月14日，顧維鈞在紐約逝世，享年97歲。從1919年6月28日巴黎那兩把空着的椅子，到1945年6月26日憲章簽署區第一行的三個漢字，中間隔着二十六年。（香港府右新聞·《時代風雲》欄目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