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父親哪怕能告訴我一點，他在中國究竟做過什麼。」在日本羣馬縣吉岡町一處墓地，79歲的倉橋綾子站在父親的謝罪碑前說。她的父親大澤雄吉是侵華日軍關東軍憲兵部隊的一員，曾在天津、北京、黑龍江省東寧市等地服役。1986年，大澤在病重去世前留下紙條，要求家人把謝罪文字刻在自己的墓碑上。

臨終遺願終刻謝罪碑文

紙條上寫道：「曾在舊軍隊服役十二年八個月，其中十年作為駐中國陸軍下級幹部（原憲兵准尉）。參加了侵略戰爭，對於曾經對中國人民所做的一切深感歉疚，唯有向中國人民深深謝罪。」倉橋表示，父親曾告訴她，後悔自己當年作為憲兵參加了侵華戰爭，想要刻謝罪碑，卻從未提及在中國究竟做了什麼；立碑之事一度遭到伯父和哥哥的強烈反對。

1998年，在反對立碑的哥哥去世後，倉橋給侄子去信並徵得同意，在家族墓地一角另立一塊碑，完整刻下父親的謝罪文字，大澤的遺願終告完成。此後，倉橋多次前往中國表達父親的謝罪之意，走訪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黑龍江省東寧市等地，「每一處都給我很大的衝擊」。

史料揭示憲兵鎮壓角色

為解開「父親究竟為何謝罪」的疑惑，倉橋曾聯繫父親在憲兵部隊的一名前同僚，對方始終沒有吐露當年的情況。她後來結識日中口述歷史文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長春師範大學特聘教授李素楨。李素楨直言，日軍憲兵手握很大的抓捕權力，倉橋的父親可能做過不可言說的罪惡事情，所以才想謝罪。

日本明治學院大學國際和平研究所研究員松野誠也長期從事日本近現代史和日軍侵華史研究。他展示了1940年日本陸軍省審查通過的《作戰要務令》，其中明確規定了憲兵的任務，包括保護軍機、搜查間諜、審查通信和輿論機構，以及鎮壓所謂「懷有敵意的居民」；他還展示了一份標註「秘密」的關東軍憲兵部隊報告，記錄了將一名「間諜」「特移送」，即送往731部隊的處置方案。松野指出，在日本的侵略和佔領過程中，憲兵隊充當了日軍鎮壓當地民眾的「爪牙」和「先鋒」，是非常可怕的組織。

呼籲反省歷史守護和平

在倉橋的印象中，父親性情嚴厲，但有一次看着電視上播放的關於侵華戰爭的節目流下了眼淚，說人分兩種，一種人在被殺之前會大聲哭喊着求饒，但還有一種人，即使到了被殺的時候，也會堅定地直視前方。倉橋坦言，日本並沒有充分反省戰爭，學校的課堂上教師會講授日軍去過的一些地方，卻不會進一步講述他們在當地的所作所為。

如今日本右傾化加劇，「新型軍國主義」思潮抬頭，倉橋擔心謝罪碑會被人惡意損壞，決定今年向長春師範大學捐贈謝罪碑複製品。「從眼前消失的東西，也會從心中消失。我不希望這句話有一天會成為現實。我衷心希望，這座謝罪碑永不損毀，永立於此，揭示歷史真相，守護世界和平。」倉橋說。（府右新聞記者張軒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