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第一資源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中央人才工作會議強調,“創新驅動本質上是人才驅動”。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進一步提出“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要求以創新能力、質量、實效、貢獻為評價導向,建設國家戰略人才力量。這就表明,人才已不再被當作科技創新的“配套要素”,而是與教育、科技相互嵌入的制度系統。從全國看,專業技術人才超過8000萬人,技能勞動者超過2.2億人,高技能人才超過7200萬人,規模優勢明顯;但高技能人才僅佔技能人才三分之一左右,數字領域、綠色低碳領域的人才供給與產業轉型需求之間仍存在結構缺口。規模與結構之間的張力,是地方人才工作的真實起點:不是缺人,而是缺“對的人”;不是缺政策,而是缺一套能讓人才與本地資源發生化學反應的機制。人力資本理論也說明,人才的價值取決於其與什麼結合、在什麼場景中使用;人才集聚具有正反饋效應,也存在“馬太效應”。中西部要突破的,正是在正反饋尚未啓動時找到撬動循環的制度支點。寧夏人才資源總量已突破100萬人,技能人才156.2萬,高技能人才17.63萬,這一存量規模支撐得起“以用為本”的策略,前提是人才配置邏輯從行政分配轉向產業牽引。
一、從規模擴張轉向結構適配,把人才工作嵌入產業邏輯
人才之所以被稱為“第一資源”,在理論上意味着人才與土地、資本的根本區別:土地和資本的邊際收益遞減,而人才的邊際收益取決於它與什麼結合、在什麼場景中使用。全國人才工作的主要矛盾已經從總量不足轉為結構性錯配。在這種格局下,中西部如果沿襲“給待遇、給編制、全職引進”的路徑與東部正面競爭,結果大概率是引才成本攀升而留存率有限。真正有效的策略是把人才工作的單元從“人頭”轉向“功能”:先釐清本地產業鏈上哪些環節是人才可以撬動的,再決定用什麼方式獲取那一類智力。對寧夏而言,這意味着不必在“引多少人”上同東部比拼,而要在“用在哪裏”上做文章,讓有限的人才資源向產業最需要的環節集中。
這一轉向的必要性,在東西部高校資源的懸殊差距面前顯得尤為緊迫。據2023年全國“雙一流”高校決算數據,西部“雙一流”高校總經費僅為東部的27%;“雙一流”建設高校數和“一流學科”建設點數,東西部之比分別為3.1∶1和6.6∶1。這意味着,西部地方很難依靠本地高校的存量知識生產能力來滿足產業升級對前沿知識的需求。人才工作的起點,必須是一個結構性事實而非總量性事實:本地能夠自主培養的,主要是應用型和技術型人才;前沿突破所依賴的高端智力,在相當長時期內需要通過外部接口來獲取。看不到這一約束,就容易把“重視人才”簡化為“擴大引才規模”,而看不到真正需要建設的是人才與產業之間的接口密度。
深圳提供了一個從“接口稀缺”走向“接口密集”的參照。深圳建市之初高等教育幾乎空白,但這並沒有妨礙它成為全國研發人員密度最高的城市。2024年,深圳研究與試驗發展人員全時當量達46.1萬人年,居全國城市首位;企業研發投入佔比達93.3%;全市各類人才總量700萬,高層次人才2.62萬人,920名學者入選全球前2%頂尖科學家榜單;PCT國際專利申請量連續21年居全國城市首位。深圳的路徑不是先建大學再引人才,而是以企業為創新主體,讓產業場景本身成為人才最密集的“接口”。當企業成為研發活動的組織者和人才評價的實際使用者時,人才與產業之間的匹配就不再依賴行政部門的逐人甄別,而是在招聘、合作、創業的日常過程中被反覆檢驗和調整。對寧夏而言,這意味着“6+4”產業的頭部企業應當被賦予更實質的人才工作主體地位,人才政策的着力點應當從“給人才什麼”轉向“讓企業用什麼人、怎麼用”。
二、以柔性方式突破地理約束,讓外部智力與本地場景對接
浙江新昌提供了一個可參照的樣本。作為一個“無高校、無大院所”的山區縣,新昌政府在北京、杭州設立科創人才飛地,企業自主設立異地研發中心32個,落實“飛地人才同城待遇”;2025年出台“全時雙聘”方案,騰出本地高職院校35個事業編制用於引進雙聘博士,落編在高校、工作在企業,促成聯合創新團隊5個。更具制度意義的是人才評價權的轉移:新昌將高層次人才評價權下放給29家重點企業,實行“企業認定、政府認賬”——企業按生產實際自主評定,政府備案認可,被認定者享受同等政策待遇,而非由政府逐人評審。這種做法的實質不是“給企業授權”,而是把評價標準從論文和稱號轉向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寧夏已有類似探索:建成寧夏上海科創中心,10餘家企業在北京、上海等地設立飛地研發中心和孵化器,形成“區外研發、寧夏轉化”的協同模式。下一步的關鍵,是把飛地從個別企業的選項升級為產業層面的制度安排,圍繞“6+4”產業中技術瓶頸最集中的節點定向對接東部高校和實驗室,讓柔性引才從廣撒網轉向精準接口。
如果把視野拉到全球尺度,美國硅谷的經驗說明“柔性接口”的制度含義遠不止於地理上的飛地。斯坦福大學創業投資倡議的研究顯示,1997年至2019年間美國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科技初創企業中,約44%的創始人出生於美國之外。這些數字背後的機制,並不是硅谷“擁有”了全世界最聰明的人,而是它建立了一套讓外部智力能夠低成本進入、持續留下、反覆合作的制度:移民簽證、大學與企業之間的人員旋轉門、風險資本對失敗的高容忍度,以及一個足夠密集的同行網絡。硅谷的“飛地”不在別處,它的整個區域就是一個面向全球的柔性接口系統。中西部不可能複製硅谷的移民制度,但可以提取一個一般性原則:柔性引才的深度,不取決於簽了多少協議,而取決於外部智力進入本地場景之後,能否找到持續發揮作用的角色和可預期的收益。
三、以成果轉化效率檢驗人才效能,打通制度堵點
人才對經濟的貢獻不取決於論文數量或人才稱號,而取決於科技成果能否變成產品、工藝或服務。陝西“三項改革”提供了一個可量化的參照:截至2025年9月,11萬項職務科技成果實現資產單列管理,4.6萬項成果完成轉移轉化,新成立科技成果轉化企業2820家,697名科研人員憑轉化貢獻晉升職稱。這套制度的核心不是增加投入,而是解開成果轉化中“不敢轉、不願轉、不會轉”的權屬和收益繩結。寧夏2024年修訂的《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條例》已經在制度框架上破題:首次明確將科技成果的使用權、處置權和收益權全部下放給完成單位,轉化收益全部留歸單位,其中80%以上可用於獎勵對轉化作出重要貢獻的人員,這一獎勵比例在全國處於最高水平之列。框架已經有了,轉化效率則取決於中試能力和場景供給。寧東的中試平台、中衞的算力底座、賀蘭山東麓的葡萄酒試驗站,都可以成為成果從“樣品”到“產品”的中間環節。把轉化率而不是簽約額作為人才工作的檢驗指標,制度設計才會真正指向效能。
杭州餘杭的實踐從另一個側面說明瞭“轉化效率”從哪裏來。餘杭未來科技城2011年掛牌時,註冊企業僅593家,年營收203億元;到2025年,註冊企業增至8.5萬家,規上企業總營收達12407.6億元,人才資源總量突破40萬,省級及以上領軍人才從23人增至813人。更具制度意味的是其早期階段的政策選擇:2010年,未來科技城以研發投入審計代替年度考核,早期研發項目通過人才項目評審後即可獲得經費與房租補貼,不設年度考核門檻。在一個企業尚處於投入期的階段,如果政府以當年稅收或短期產出作為衡量標準,絕大多數真正具有突破性的項目都會在“摘果”的壓力下被篩掉。餘杭的邏輯恰恰相反:用制度把“耐心”固定下來,讓人才和企業在最需要時間的階段獲得可預期的支持。這與新昌“企業認定、政府認賬”的邏輯在深層上是一致的:制度的功能不是替代市場去挑選贏家,而是降低那些尚未顯現價值的人才活動所面臨的不確定性。
四、以工匠精神支撐製造品質,補齊技能人才的結構短板
高技能人才佔比偏低,是制約製造業向價值鏈中高端攀升的隱性瓶頸。經合組織數據顯示,德國和瑞士分別有88%和超過90%的中等職業教育與培訓學習者進入雙元制方案,學生在企業與學校兩個場景中交替完成技能形成,企業在訓練中承擔實質性功能而非僅僅提供實習崗位。技能不是靠學校單方面“教出來”的,而是在真實生產場景中“長出來”的。寧夏高技能人才17.63萬,佔技能人才約11.3%,低於全國平均水平,而寧東的精細化工、銀川的裝備製造、中衞的算力運維恰恰需要大量能夠處理複雜工藝和高精度操作的一線技能人才。制度層面的進展已經出現:寧夏建立“新八級工”職業技能等級序列,評聘特級技師14名,400多名技能人才破格晉升技能等級,打破了技能人才等級晉升的“天花板”。更根本的路徑是把企業生產場景變成培養場景,推廣訂單式培養和新型學徒制,讓技能形成與產業需求同步迭代。
技能形成的區域差異,不能僅僅歸因於“觀念”或“投入”,它還與產業結構的性質密切相關。資源型經濟的主導產業往往具有資本密集、工藝標準化程度較高的特徵,對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在量上和質上都弱於精細化工、高端裝備、算力運維等知識密集環節。西部從資源型向創新驅動轉型,在人才維度上首先表現為技能需求結構的躍遷:當產業從“開採—初加工”向“精細加工—系統集成—運維服務”延伸時,對能夠處理複雜工藝、理解系統邏輯、在異常情境中做出判斷的一線技能人才的需求會急劇上升。寧夏石嘴山市的轉型提供了一個微觀樣本:這座曾以煤炭工業聞名的老工業城市,目前技能人才總量達13.23萬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2.04萬人,建成各級高技能人才培育載體77家,並推行“師帶徒”三年行動,將企業生產痛點轉化為實訓課題。石嘴山的做法不是孤立地“引才”,而是把人才培育嵌入產業轉型的具體環節,讓技能形成與新的產業活動同步發生。技能短板的補齊,本質上是產業升級的函數,而不是一個可以脫離產業場景獨立完成的教育任務。
五、以制度穩定性替代政策激勵的短期性,形成人才與產業的累積循環
人才流動的決策從來不是對單項政策的反應,而是對一個地方“可預期性”的判斷。東部人才持續淨流入,固然有薪酬和平台的因素,但更深層的原因是那裏的產業生態提供了密集的職業機會和較低的試錯成本。中西部要扭轉人才淨流出的慣性,不能靠加碼補貼,而要靠降低人才與本地產業結合的交易成本:成果轉化收益分配是否清晰,飛地人才的身份和待遇是否可攜帶,企業自主評定人才是否被認可,技能人才職業上升通道是否真實存在。新昌把評價權交給企業、“企業認定、政府認賬”的做法,本質上是用制度信用替代行政評審,讓用人主體成為人才評價的第一道關口。寧夏如果能在“6+4”產業中選出一批頭部企業賦予同等評價權限,同時把柔性引進專家、技能工匠和本土科研人員納入統一的收益分享框架,人才與產業之間才可能從“一次性交易”變成“反覆合作”,累積出別處難以複製的知識資產。
制度穩定性之所以比政策優惠更具決定性,還可以從人力資本的資產專用性來理解。人才在一個地方積累的知識,相當一部分是地方化的:對本地產業鏈上下游關係的理解、與特定合作者之間形成的默契、對區域市場和制度環境的熟悉。這些資產在別處難以完全遷移,它們的價值隨合作次數的增加而上升。一個頻繁變動的政策環境,會不斷摧毀這類資產賴以生長的預期基礎。當不確定性足夠大時,理性的反應是縮短時間視野,選擇“一次性套利”而非“長期嵌入”。深圳“孔雀計劃”產生了超出補貼金額本身的效果,其制度意義在於向海外人才傳遞了一個關於城市長期開放姿態的可置信信號,並在持續遴選和配套跟進中形成了穩定的制度節奏。餘杭將人才項目評審制度經過多輪迭代固化為可預期、能持續的機制保障,同樣是在用制度的連續性替代個別政策的脈衝式刺激。
西部從資源型經濟向創新驅動轉型,最稀缺的恰恰是這種累積性。資源型經濟的收益曲線是週期性的,價格上行時財力充裕、引才力度加大,價格下行時首先壓縮的往往就是長週期的人才投入。而創新活動的收益曲線是累積性的,它的回報依賴於持續投入和反覆試錯,中斷的代價遠高於放緩的代價。2024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進一步推動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的若干政策措施》,強調“強化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積極培養引進用好高層次科技創新人才”“深化東中西部科技創新合作”。扭轉資源型經濟的慣性,要求把人才制度從“週期性政策”提升為“跨週期制度”:評價權歸屬不隨人事更替而改變,收益分享規則不因財政壓力而回溯調整,飛地人才的身份和待遇具有可攜帶性,技能等級與薪酬待遇的對應關係具有剛性。當這些制度特徵穩定下來之後,人才與產業之間的“反覆合作”才可能發生,一個最初依靠外部智力輸入的區域,才可能逐步獲得自我強化的創新能力。
千秋基業,人才為本。但這個“本”不是抽象的口號,而是具體的制度選擇。在人才規模已有基礎而結構矛盾突出的階段,決定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不是引才的數量,而是人才與產業之間的接口密度、轉化效率和制度可信度。把柔性引才做深,把成果轉化做實,把技能形成做細,把評價權交還給用人主體,人才第一資源的論斷才能在區域經濟的層面獲得可驗證的含義,西部從資源依賴走向創新驅動的轉型也才可能獲得持久的制度動力。李郁華(系第十三屆、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共寧夏第十二屆、第十三屆黨委委員,寧夏回族自治區第十三屆人大常委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