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亞太經合組織第三十三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將在深圳舉行。這是中國繼2001年上海、2014年北京之後第三次承辦這一亞太地區層級最高、影響力最廣的區域經濟合作機制，也是首次落址經濟特區。中國體改研究會原副會長、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資深副理事長李羅力接受專訪時指出，深港協同尊重兩地制度差異，把差異轉化為互補優勢，對制度異質性突出的亞太地區具有直接參照意義。

解析深圳承載能力

在李羅力的研究框架裏，制度創新能力、完整產業生態、數字治理能力、城市可持續治理水平、長期亞太經貿共生關係，五個維度相互賦能，共同構成深圳不可替代的綜合承載力。

三屆主辦城市的議題變遷構成一條清晰線索：上海會議聚焦融入全球多邊貿易體系，北京會議重在推動亞太自貿區願景落地，深圳會議則把座標移向數字、綠色與規則。

深圳的綜合承載力有着具體刻度。46年前，深圳是人口約30萬的南方邊陲小鎮；至2025年末，常住人口超過1824萬，地區生產總值突破3.8萬億元。2026年前三季度，深圳對亞太經合組織其他經濟體進出口3.23萬億元，佔全市外貿總額69.5%，位居內地城市首位。

複製推廣改革經驗

李羅力表示，深圳的核心競爭力不在一次性政策優惠，而在持續自我革新的制度能力。經過40餘年探索，深圳已完成從政策特區向制度型開放高地的躍遷，從被動適應國際經貿規則轉向主動參與規則創新與跨境制度協同，這是亞太經合組織選擇深圳最核心的制度邏輯。

綜合授權改革試點是深圳制度型開放的標誌性實踐。依託清單式批量授權改革機制，深圳在要素市場化配置、營商環境改革、空間資源統籌、科技體制改革領域系統突破，破解傳統改革碎片化、單兵突進的弊端。

截至2025年，國家發改委先後分3批次向全國複製推廣深圳48條創新舉措和典型經驗。2025年6月，中央印發《關於深入推進深圳綜合改革試點 深化改革創新擴大開放的意見》，為制度型開放提供頂層政策支撐。截至今年三季度，前海深港合作區有111項制度創新成果在全國複製推廣。

李羅力說，最能說明成效的是外部認可，深圳綜合改革試點推出的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試點經驗，已被亞太經合組織收錄為區域貿易便利化最佳實踐，這意味着深圳的開放已從被動對標轉向主動參與規則共建。

適配亞太數字規則

談及數字治理，李羅力提出，在全球數字規則博弈當中，深圳正在走出既非簡單接軌既有機制、也非另起爐灶的第三條道路，核心經驗是“頂層法定規則不變，但接口可變”。

他解釋說，深圳不改動內地實體法律規則，通過線上合規服務平台、自貿區負面清單管理、跨境驗證基礎設施、亞太合作樞紐等各類適配接口，實現面向亞太企業的制度適配。前海已落地廣東自貿區首單負面清單數據出境業務，新設立的亞太數據跨境流動合作中國中心承擔政策研究、規則對接、產業服務等開放式樞紐功能。

針對外界關注中國是否加入亞太經合組織跨境隱私規則體系，李羅力表示，這並非“非此即彼”的選擇題。跨境隱私規則以企業自願互認為主，我國則依託個人信息保護法形成事前評估加事後監管的制度，兩套機制根源均來自亞太經合組織隱私框架九項原則，核心方向應推動兩套規則互通互認。

打造治理沙盒城市

談及人工智能治理如何落地，李羅力判斷，開展具體合作項目將是最先取得突破的方向。亞太經合組織屬於非約束性合作論壇，各方安全觀念分歧較大，短期內達成統一規則、建常設機構並不現實。

他說，深圳的優勢在產業側，這裏有終端、有機器人、有傳感器、有算力、有應用場景，憑藉這些優勢，深圳有望承擔“具體項目加技術標準”角色，打造人工智能治理沙盒城市，公佈場景開放清單，建第三方評測能力，承接成員經濟體技術援助與聯合項目。

對於深圳成熟的“商、關、匯、稅、貸、保”六位一體跨境電商監管鏈條，李羅力指出，這套模式把跨境電商不可控風險轉化為可計算經營成本，為中小商家提供經營確定性，但目前仍屬區域公共產品原型，要真正面向亞太輸出，還需拆解為標準化可複製模塊，形成多語種工具包，推動區域成員共同參與治理評估。（府右新聞首席記者張朝登）